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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骏 闫岩: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困境与启示

来源:http://www.gxbc8888.com 责任编辑:利来国际备用 更新日期:2018-11-03 12:50

  植根于商业媒介体系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遭遇了一定的困境:一方面,新闻工作者想要跳出既有的商业逻辑去找寻适合新闻业生存与发展的新方式;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自觉地陷入商业逻辑之中,被批评者们所嘲讽。激进式、伪装式、混合式公共新闻项目层出不穷,凸显公共新闻运动在商业媒介生态体系中理念与实践的矛盾。“内在失和”与新技术、新媒介环境的生成,最终使公共新闻运动走向没落。然而,公共新闻运动所留下的对职业边界感的重塑、对传播“对话观”的推崇不仅为美国后续的新闻实践注入理念源泉,亦为我国当下的新闻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是继哈钦斯报告发表、新新闻主义问世、全国新闻评议会创建之后,对新闻业进行的第四次改革尝试。与前三次改革所不同的是,公共新闻运动不仅“源自新闻事业内部”,而且是“自觉的和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公共新闻学之父”杰伊·罗森(Jay Rosen)为公共新闻事业下了如下定义:我们可以将公共新闻事业当作新闻业的一项常规操作,它对记者们提出了下列要求:第一,将民众当作公民,他们是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或旁观者;第二,让政治社群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了解问题;第三,让公共讨论的氛围活跃起来,而不是冷眼旁观它的恶化;第四,改善公共生活,使它得到我们的关注。

  罗森认为上述定义虽然有用,但并不全面,可以采用其他的描述来让人们理解。他认为,公共新闻运动需要新闻工作者结合自身的困境来说服自己,进行新的尝试。公共新闻事业不仅具有实验属性,亦具有运动属性。此外,它亦是一场讨论与历险。乔伊斯·Y·M·尼普(Joyce Y. M. Nip)聚焦业界,总结了六类实践准则:第一,倾听公众的声音,帮助他们构建新闻议程;第二,让普通人有发声的机会;第三,报道新闻时,尽量采用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与此同时,激发公众去思考报道之外的问题;第四,报道新闻时,要让公众能够很方便地参与进来;第五,让社区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第六,在最大程度上扩大社区报道的影响力。而部分研究者聚焦学界,总结了公共新闻研究的主要领域:第一,公共新闻运动的历史与理念研究;第二,公共新闻运动在新闻素材、信息源等使用上的特质;第三,公共新闻运动的效果评估;第四,一些其他研究,例如新闻教育研究等。

  伴随着公共新闻运动的不断发展,地方中小型报纸成为主力军,《威奇托鹰报》(Wichita Eagle)、《夏洛特观察家报》(Charlotte Observer)挑起了公共新闻项目大梁,成为公共新闻项目早期实验的重要阵地。伴随着奈特里德报团(Knight-Ridder Newspaper Group)、甘尼特报团(Gannett Company)的投入与资助,皮尤公共新闻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等的大力支持,公共新闻运动迎来了大发展。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公共新闻运动理念、实践的争论。

  本文旨在将公共新闻运动置于商业媒介生态体系中加以审视,探寻该运动在商业媒介生态体系中所遭遇的困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报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爱德华·M·福希(Edward M. Fouhy)认为有四点因素重创了美国报业:其一,报纸发行量遭遇滑坡式危机,而这种下滑在学者史密斯看来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其二,广告商的目标客户为18岁至34岁之间的年轻女性,而她们中的三分之二没有养成定期阅读报纸的习惯。无独有偶,美国年轻一代由于时间紧张而无法经常阅读报纸;其三,报纸的读者群数量在不断下降,降低了广告商对报纸的支持力度,削减了广告投放量;其四,多数美国人认为报业成为解决国家问题的绊脚石,报业的公信力大大下降。此外,伴随家用计算机的大面积普及、网络费用的迅速下降、美国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等,亦加剧了报业的危机。类似于计算机服务(CompuServe)这样的在线信息服务机构为用户提供了网络新闻订阅服务,这不仅避免了天气对报纸投递的影响,亦剔除了与用户兴趣无关的内容。报业的危机促使以营利为目的的报业集团要求旗下报纸转换经营策略,通过降低成本、停止招聘等方式以提升机构利润,使得新闻工作者困苦不堪。

  《威奇托鹰报》主编梅里特在面对“适应或出局”的警告时,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该报与《夏洛特观察家报》、《阿克伦烽火报》(Akron Beacon Journal)一同成为早期公共新闻运动的重要实验阵地。然而,在公共新闻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将其置于商业媒介体系中审视之后的批评声日渐增长: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伪装的营销理念,将记者与公关活动联系在一起;艾丽西亚·C·谢泼德(Alicia C. Shepard)则认为公共新闻运动通过市场驱动来增加报纸的发行量;而在学者哈特眼中,该运动被视为报业集团的一种救市实践。约翰·D·彼得斯(John D. Peters)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公共新闻运动的鼓吹者们不需要亦不鼓励新闻机构改变既有的商业逻辑,而这种未触及商业逻辑根本性转变的新闻实践又促使媒体所有者与广告商因利润诉求而对公共新闻实践加以限制。梅里特、罗森等人在运动初期所绘制的理想蓝图是通过找寻新的新闻实践方式来应对报业的危机。他们将公共新闻运动的逻辑起点聚焦于杜威与李普曼那场关于“公众问题”的著名争论,并积极地站到了杜威那一边。

  与此同时,以罗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向世人抛出了“双重失联”概念:第一重失联是指新闻机构/记者与社区/公民已经失联;第二重失联是指民众与公共生活已经失联。他们一头钻进了让民众回归公共生活的“泥潭”,而选择性地忽视了制约公共新闻运动发展的诸多因素,例如商业媒介生态体系、代际更替等。正如福希所总结的那样:美国报业的没落似乎仅仅被视为公共新闻运动发展的大背景,而社会基础的侵蚀却被莫名其妙地赋予了主观因素,成为该运动发展的最大动因。这种游走于既有商业逻辑之上的公共新闻运动,确实展现出了抗争的一面,然而资本的规训、利润的诉求等限制了该运动的发展,也使其屡遭非议:市场驱动的无孔不入、读者导向的无处不在,促使公共新闻运动理念与实践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使公共新闻运动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

  公共新闻运动理念与实践的矛盾被山头林立的公共新闻项目无限放大。批评者们有些时候很难区分各式各样的公共新闻项目之间的差异,这些项目中,有的受崇高目标所指引,而有的则受迎合读者的营销方案所牵引。具体而言,体现了三类潮流:其一,带有纯粹试验性质的尝试,保有激进意味;其二,大报系为了适应报业现状所做出的营销调整;其三,采取折衷方式,对市场概念的引入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将公共新闻运动视为受市场驱动制约的一种经营策略或一个营销把戏的批评者们仅仅是以以偏概全的方式对其进行批驳,并无法真正体会到商业逻辑制约下的公共新闻运动,其理念与实践脱节。而那些积极拥护公共新闻运动的鼓吹者们又再一次忽视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商业逻辑,一味地以“激进”方式来谋求公共新闻运动的发展,亦无法深刻意识到理念与实践脱节给公共新闻运动带来的阻碍。

  奈特里德报团的行政总裁詹姆斯·K·巴滕(James K. Batten)积极推行着公共新闻运动的核心理念:恢复美国的社会基础、复兴美国的公民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纯粹性。在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n)笔下,当时新闻业正处于一种不顾一切地去吸引读者与广告商的状态,而在受众的争夺战中,报业输给了电视机构及其他媒介。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奈特里德与甘尼特等大型报业集团对公共新闻项目投入了数目可观的资金,资助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实验,触及了所有可能的领域。就奈特里德报团而言,巴滕从一个为了改变报业不利局面的管理者变身为公共新闻理念的积极支持者。巴滕在1989年将“客户至上”(customer obsession)栏目更名为“社区联系”(community connectedness),并投入到新的实践之中。这种公共新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保有了新闻事业内部改革的火种,却无法阻止报业没落的悲剧,在没有形成自给自足的运营模式的情况下,一旦失去经济支持,公共新闻项目便会遭逢巨大打击,继而无法更好地开展下去。2006年,奈特里德报业集团不复存在。

  就甘尼特报团而言,似乎更印证了诸多批评者的论断,即打着公共新闻运动的幌子,进行救市。甘尼特报团作为市场驱动新闻业的代表而声名狼藉,它们的企业法则应运而生:在“维护”公民意愿的同时对其投资迅速产生回报。罗森对于甘尼特报团打着公共新闻运动的旗号实行救市策略的行为十分反感,然而像甘尼特报团这样以公共新闻运动为名的新闻实践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该运动的要求。正如罗森所认为的那样,这些项目抓住了公共新闻运动及其理念的合理性,因而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将公共新闻运动置于商业背景下的批评者们,其批评的对象应为诸如甘尼特报团之类打着公共新闻运动的幌子所进行的新闻实践。

  随着公共新闻运动的不断开展,上述激进式或伪装式公共新闻实验项目自然无法挑起公共新闻运动的大梁,一种兼具两者精髓的混合式公共新闻项目就此诞生。它既考虑了公共新闻理念的纯粹性,亦承认了市场的作用。学者迈耶并不认同一些批评者将公共新闻运动视为报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策略的观点,他认为公共新闻运动是新闻机构的一项净成本投入,意即新闻机构在社区中花费金钱与精力以挽回失联社区。哈斯与琳达·斯坦纳(Linda Steiner)则认为尽管从业人员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公共新闻项目展现了具有改革倾向的新闻机构向那些约定俗成的新闻规制所发起的挑战。这种混合式项目虽然承认了市场的作用,但对以“市场驱动”为核心的经营理念极为厌恶,在混合式项目的鼓吹者眼里社区依旧是第一位的,而商业则排在第二位。克里斯·佩克(Chris Peck)认为,以市场驱动为核心理念的企业不仅降低了新闻业的底线,亦磨灭了新闻工作者的信念、激情与兴趣。这种旧有的模式以一种稀松平常的方式向大众呈现这个世界,它错过了对世界的探秘,忽视了年轻一代与上了年纪的记者之间的差异,掩盖了我们这个时代在精神、技术以及政治上的进步。这种模式给记者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佩克尝试构建一种符合市场关联的运作模式:

  为了生存,新闻编辑部应该尽快消除旧的壁垒,将编辑部、广告部以及社区联系部紧密结合起来。在新的媒介空间中,优秀的新闻记者需要将编辑、发行人、读者联系起来,让他们共享信息资源,构建共同的信仰与目标。新闻机构与本地社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区读者购买一部分社区新闻资源,读者们有权利亦有责任来分配这些社区资源。在这样的模式下,每一座城镇都会拥有真正属于他们的报纸。

  佩克的这种“基于社区新闻业”的模型为公共新闻运动的发展增添了活力,这种市场关联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理念与实践的距离,然而面对既有商业逻辑的制约,该类公共新闻项目不可能真正解决理念与实践的脱节问题。奥托·勒班热(Otto Lerbinger)对《记录报》(Record)所进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类似《记录报》这样践行市场关联项目的报纸还有很多,在它们进退维谷之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其游走于既有的商业逻辑又时刻想要冲破这种商业逻辑的困顿,而这种市场关联一不小心将会落入“以读者为导向”的批评之中,成为阻碍公共新闻运动发展的又一大因素,那么在商业背景下的公共新闻运动所面对的究竟是“消费者”还是“公民”呢?

  在罗森看来,消费者与公民是有区别的。他主张将“公民”与“消费者”、“客户”这类字眼区分开来,对报业的受众进行重新定义:

  他们能够为公共生活添砖加瓦:他们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因公共利益结成共同体。他们在这个共同体中相互交流、讨论议题。他们既是选择者也是决策者。

  罗森将公共新闻运动服务对象定义为公民的做法得到了其他鼓吹者们的支持:汤姆·菲尔德(Tom Field)认为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应该是服务公民。福希认为公共新闻运动将受众视为公民,并与其产生真正关联。新闻工作者不能将公民当作消费者,继而把自己的服务售卖给他们。公共新闻运动实践者们将报业受众定义为公民,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服务公民之中,这显示出他们修复第一重失联(新闻机构/记者与社区/公民间的失联)的决心。而各式各样公共新闻项目的开展,有助于普通民众重拾公民身份,积极投身于公共生活之中,这又作为修复第二重失联(民众与公共生活的失联)的效果被呈现出来。具体而言,一些投身于公共新闻运动的民众开始认同自己的公民身份,并重拾了昔年情怀。他们通过《读者来信》栏目抒发了自己对公共新闻运动的感想。以《波特兰新闻先驱报》(Portland Press Herald)所刊载的“缅因公民阵线”(Maine Citizens’Campaign)为例,一些参与者向报纸传达了自己的感想。

  身处由民主高涨转变为民主赤字的年代,威廉斯意识到了公共新闻项目的特殊意义:它们让当地居民了解“倾听”与“对话”的重要性。这些特质亦得到了其他民众的肯定:小镇居民葆拉·安德森(Paula Anderson)在公共新闻项目中与威廉斯进行对话,尔后改变了自己对公共教育的看法;芭芭拉·德默斯(Barbara Demers)在倾听了迈克尔·阿莱尔(Michael Allaire)的论述后对企业裁员有了新的认知。“缅因公民阵线”加深了当地居民对“和而不同”的理解,通过交流以实现当地社区的复兴,AIROBOY云童无人机能否成轻小型无人机黑。给人们带来了新的体验。在当地民众弗吉尼亚·帕克赫斯特(Virginia Parkhurst)看来,公共新闻项目为他们的社区注入了活力。918博天堂娱乐航母!公共新闻项目不仅仅成为一个熔炉,而且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图画,保留了民众的多样性。在公共新闻项目中,他们彼此鼓励,力图将自己的社区变得更好、更安全、更强大。当然,通过公共新闻项目的实践,帕克赫斯特认识到复兴社区的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不断地与其他民众交往,共同促进目标的实现。

  这种极力为公民服务的倾向很有可能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受到商业环境的制约,继而无法促进该运动的发展。杰里米·伊格斯(Jeremy Iggers)认为,公共新闻运动与市场驱动导向的报业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一方面公共新闻运动强调对整个社区的倾听,而另一方面报业又要按照市场对人口统计指标的需求来吸引相应的受众。进一步而言,为了迎合公民群体的需求,公共新闻项目往往忽视了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偏“硬”的议题,而选择公民较为感兴趣的软性议题,这有可能削弱公民参与的效果,违背公共新闻运动复兴公民民主参与的初衷。

  公共新闻运动的鼓吹者们将“公民”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展示得十分清晰,这亦印证了一些学者在研究媒体与受众之间关系时所发现的互动的模型。基斯·布兰茨(Kees Brants)与耶尔·德哈恩(Yael de Haan)将媒体、新闻工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公民响应性、策略响应性。公民响应性主要指媒体培育倾听、联系公民的能力。将公共议程摆在第一位,为公众搭建起桥梁,继而进入公共新闻领域。它们关注的焦点在于问题的解决,而非传统新闻工作所强调的冲突性、人情味等价值。策略响应性更多倾向于商业与市场驱动,其一以贯之的宗旨是只要能够吸引公众的兴趣,媒体便可以不择手段。在商业背景下,这种响应形式是在报道中大量运用煽情性、娱乐性的素材来取悦公众,使他们兴奋起来。

  厘清上述两种响应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在商业环境中,公共新闻运动在消费者与公民选择上所患有的恐惧症:一方面,公共新闻运动在理念维度上将两者分离,该运动希望将自己服务的对象定义为公民,在交流的过程中为他们赋权,促使他们投身于恢复民权的实践之中。而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公共新闻项目又不免带有策略性的影子。兰德尔·P·贝赞森(Randall P. Bezanson)与吉尔伯特·克兰伯格(Gilbert Cranberg)认为报业打着“好新闻”的幌子,通过焦点小组来进行市场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报业既有的判断力让渡给了读者。路易丝·伍德斯托克(Louise Woodstock)则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新闻运动与传统新闻业采取相同的叙事策略以达到相同目标。与此同时,一些娱乐性、煽情性栏目亦出现在公共新闻项目之中,模糊了消费者与公民之间的界限。实践者们开始用读者的概念来消解两者的冲突,认为公共新闻运动既可以帮助读者重归民主生活亦可以改变读者的数量。卡米尔·R·克雷普林(Camille R. Kraeplin)在对全国社论撰稿人协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itorial Writers)中的143名成员调查后发现,从业人员不仅认为公共新闻运动能够潜在地提升公民参与的水平,而且可以提升读者的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鼓吹者们希望继续维系公民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力图通过所有权的变更来冲破商业媒介的束缚,以达到将读者再次还原为公民的目的。谢弗率先提出了“交接”(hand-off)理念,该理念主要指新闻机构将已经成熟的公共新闻项目交托给社区民众。伴随着新晋公民“玩家”的成形、公民参与热情的提升,一些社区正在发生改变。这种尝试无疑是对那些将公共新闻运动视为报业营销伎俩的回应,这不仅有利于新闻工作者实践能力的提升,亦强化了公民的自主性。然而谢弗所列举的三大实验区——纽约州宾厄姆顿(Binghamton, NY)、伊利洛伊州皮奥里亚(Peoria, IL)、缅因州波特兰(Portland, ME)——都运营得十分困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交接”理念将新闻机构塑造成了“甩手掌柜”,对公共新闻运动的实践主体进行了变更。这种变更看似大胆热情,体现了乌托邦式的色彩,然而其实质则反映出一些新闻机构的无奈:面对新兴技术的涌现、商业利润的逼迫、读者信任的降低……企图利用公共新闻运动来挽回报业地位的实践主体,不得不与时间竞赛,力图多快好省地找到解决报业危机的良方。当初雄心勃勃地投身于公共新闻浪潮之中的做法现在退却了理想主义光环,而更多地选择用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来审视。因而那些新闻机构在“交接”理念的怂恿下,将一个个公共新闻项目分离出去。读者依旧是读者,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公共新闻运动之前的状态,消费者的称谓似乎更加贴切。

  公共新闻运动被视为一次来自新闻事业内部的、自觉的、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这印证了罗森等人所始终强调的观点——公共新闻运动并不是一场起义,它并没有对美国媒介的商业体系提出挑战。这也预示着它并不是商业媒介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因为它和市场驱动的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不如社区媒体、另类媒体那样笃定自信,与商业媒体割席断袍,亦不如互联网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那样对商业媒体进行颠覆。然而在既有的商业媒介体系中,罗森、梅里特等人的积极鼓吹,以复兴民权为媒体己任的做法又时刻挑动着商业媒介的神经,这又集中体现在鼓吹者们通过资金来源(如寻求基金会的帮助)、所有权(如提出“交接”理念)等变更来避免商业制约,以强调积极引导公民参与民主来抵制市场驱动的裹挟。然而,事与愿违,看似并驾齐驱的理念与实践,在商业媒介的熏陶下,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鼓吹者们的崇高理想遭遇了实践者们的“伪装”抵触:报业的舵手们将该运动作为一种救市的方法,当它不再适用时,便将之遗弃;奋战在一线的记者、编辑们患得患失,社会活动家的角色定位有着吃力不讨好之嫌,他们总认为这样的新角色是为特权阶层而服务的。

  公共新闻运动与产业没落不可逆转地进行对抗,企图通过重拾公众信任与塑造理性公民来解决双重失联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看,鼓吹者们高估了该运动的潜能,这为公共新闻运动的没落埋下了祸根。就解决第一重失联问题而言,公共新闻运动虽极力搭建新闻工作者与公民之间的桥梁,但从总体上并没有遏制住媒体公信力下跌的趋势。

  (本文摘自刘骏 闫岩:《商业媒介沙漠中的绿洲?——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困境与启示》,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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